從那天之後，我知道我不再適合當醫師了，我沒有辦法再接受有病人因為這種評鑑和醫院監測的原因沒有辦法轉走，到適合的醫院去接受適當的治療，我也知道我再也承擔不起，再有一個病人，因為我而死去，所以那年我把合約走完之後，就決定回家了，至少我們自己家的餐廳，要怎麼做是我能掌握的。」
《脫離惡夢的日子》
學長說完後，空氣中的沈重，久久凝結不去，直到我指著遠處的他太太問：「那，生活物質水準差這麼多，你太太能接受嗎？」
學長轉頭看著他太太，而他太太也心有靈犀的回頭看他，學長招了招手讓他太太過來，讓我又重複一次問題，而他太太淺淺笑著說：「雖然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過得那麼好、那麼常出去玩，可是至少魯夫他現在不會常常半夜被噩夢驚醒，孩子們也能常常看到爸爸，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離開學長的餐廳時，我不禁為台灣少了一位優秀的神經外科醫師而嘆息，卻又為了學長找回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感到慶幸。
以改善醫療品質為名的評鑑的確協助優化了台灣的醫療體系，只是當原意為改善的評鑑，卻被誤解其用意，甚至要求凌駕於醫療的專業判斷時，這真的會是一件好事嗎？
或許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註一：為保護病患隱私內容人事物均已改寫
註二：本文獲得魯夫學長同意後發表
本文獲「瓦肯人的碎碎念」授權轉載，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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