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會逼腳有殘疾的人奔跑,就不應該要求憂鬱症患者「看開一點」!

如果你不會逼腳有殘疾的人奔跑,就不應該要求憂鬱症患者「看開一點」!

「我覺得生活每天都是從負的開始。」我的朋友K常常這麼說,說憂鬱的日子好難受,每天都在想著怎麼結束自己的生命。和K聊著聊著,也看了幾本精神疾患書寫的書籍,都有一種捨不得的心情。憂鬱之於人,為什麼可以造成一個人如此大的影響,即便在外人眼中的他們,是多麽的光鮮亮麗,是多麽的不應該憂愁?「但就是會難過,沒有理由。」她說。

面對這樣的人,真的好希望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亮麗的外表,伶俐的腦袋,加上一顆善良能夠同理別人痛苦的心,理當能夠為這個世界帶來祝福、為需要的人送上溫暖。「我好想,可是我做不到,我覺得很無力。」正因為比別人更能同理這世界的痛苦,她也感到痛苦。也許就像作家蔡嘉佳[註1]所說的:「很多人以為憂鬱症是厭世,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愛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憂鬱症?

從K開始,我開始研究、閱讀和思考,為什麼人會感到憂鬱?為什麼人用了憂鬱症的藥物一定要有那麼難受的副作用?為什麼快樂不該屬於這樣溫暖的人?

從生物醫學的角度來看,大抵上是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例如血清素)的量太少[註2],導致人感受不到快樂。

從心理的角度切入,憂鬱症可能是人傾向看到自己壞和差的一面,並在這樣低潮的情緒中,更容易聯想到許多負向的經驗,如此惡性循環。最後變得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思緒、自我價值感低落。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在身處的情境中得不到抒發、或是長期處於某種壓力、壓抑的狀況,而對於無法改變的現況的無力,讓這個情境中的人感到欲振乏力,最後可能在此情境下而有了憂鬱症。

憂鬱症的解藥?

現行醫療用了許多藥物,來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或是讓它們存在大腦久一點,不要讓快樂的感覺那麼快消失。但是伴隨而來的,身體其他部位也有許多藥物會影響的受器,很容易帶來為數不少和不輕的副作用。簡單來說,抗憂鬱的藥物像是散彈槍,可以攻擊憂鬱症,但是也無意間傷害到自己。「我覺得我的腦袋開始變慢,我逐漸失去引以為傲的思考能力。」「我失眠,我感受不到情緒、我容易忘記東西。」K 說。

而在心理諮商方面,也有認知行為治療,從當事人的家庭、成長背景或是看待事情的方式逐步剖析,找到認知中糾結的某個點,並透過談話和一些練習帶領當事人去思考不同看待事情的方式。

現在憂鬱症的治療方式因人而異,選擇看精神科的會服用藥物治療;選擇諮商的會接受認知行為治療,也有一些用電療的案例存在。不過大抵上憂鬱症還是難以用單一方式完全治癒,雖然透過心理治療和藥物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在成效上每個人都不同。

社會對於憂鬱症的態度?

接下來談社會對於精神疾患的不友善。作家林奕含[註4]回憶道:從政大休學前,她拿著診斷證明,向系主任解釋為什麼沒辦法參加期末考,他回應道,「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自殺,我看妳這樣蠻好、蠻『正常』的,」系主任接著拎起診斷書,說出林奕含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9個字,「妳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大眾其實對於精神疾患普遍不了解,甚至是大學教授可能也有對精神疾患的刻板印象。精神疾患其實看起來跟正常人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易碎的不是外表的模樣,而是內心。

當他們鼓起最大的勇氣,跟其他人坦承自己的精神疾病之後,換來的不是同理,反而是質疑與不了解。這樣負向的循環下,大眾越來越不了解精神疾患的內心和處境,精神疾患的人也越來越不敢跟他人坦誠自己的病情,一旦坦承了,就好像做錯事一般,不但沒有得到安慰,反而還會被人從頭到腳審視一遍,心想著:「怎麼可能?」但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接納和理解,至少不要被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我們所學的,不要用一本書的封面而斷定書的內容,顯然沒有運用在對於精神疾患的了解上面[註5]。所以傷害更深、誤解更深。情緒沒有得到抒發,像是陳酒一般釀在心裡,久了,難過會烈到讓人失去理智、失去過去所有相信的價值。「死」常常是他們最好的開罐器。

對於憂鬱症,我們可以做什麼?

「結果找一個我信任的人還比治療師有效。我從來沒有和治療師坦承我的恨,你是第一個讓我說出來的人。」某天跟K聊完,她這麼跟我說。

以自身和K相處的經驗來說,我們其實很難幫憂鬱症的人做到什麼,但是陪伴絕對會是一種力量。因為陪伴的過程中,他們可以感受到你的善意和溫暖,願意把他們心裡的話跟你分享。這很重要,因為他們不再是一個人面對這世界對於憂鬱症的不友善。

除了陪伴之外,我們也可以看看精神疾患寫的書籍,了解到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還有遇到的困境與掙扎是什麼。或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切入點,雖然沒辦法為他們平反所有不友善的事情,但至少我們能夠透過書籍去同理他們的心情和處境。理解和同理,會是社會對憂鬱症友善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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