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聽見爸媽吵架，罪惡感就會填滿我全身，因為我知道大家都是為了我而受苦。我是一切負面情緒的源頭，爸媽一次又一次地爭論同樣的話題：媽媽想照著醫生的建議送我去全天候的療養院；爸爸不願意。她相信我的狀況永遠無法改善，我需要大量的特殊照顧，要是把我留在家裡，會傷害到大衛跟金姆。爸爸則是依舊希望我有機會好轉，相信假如我被送進那種療養院，奇蹟永遠不會發生。多年以來，這種基本理念的差異不斷迴盪，有時候化為嘶吼和尖叫，有時候是滿載的沉默。
我曾經無法理解為什麼媽媽跟爸爸的想法如此不合，最後終於拼湊起足夠的事實，發現她幾乎被我的病擊垮，她只想保護大衛跟金姆，不希望他們遭逢同樣的命運。她已經失去了一個孩子，不能再讓一對健康的兒女受到任何傷害。
馬丁、金姆、大衛 (從左至右)（照片來源：商周出版《困在身體裡的男孩》）
其實一開始不是這樣的，在我發病的頭兩年，媽媽跟爸爸一樣不厭其煩地尋找療法，挽救這個每天都從他們手中消逝些許的兒子。我無法想像爸媽有多痛苦，眼睜睜看著原本健康的孩子慢慢消失，四處哀求醫生，看我接受治療，同意在我身上做各種測試，從腦結合到各種遺傳性疾病，最後只換得我已經無藥可醫的答案。
傳統醫療沒有解答，媽媽並沒有放棄。在醫生告訴爸媽他們不知道要如何治療我之後，她在家照顧我整整一年，試了各種療法，像是找信仰治療師替我祈禱，或是攝取高單位維他命，希望能幫幫我。全都沒用。
媽媽受到越來越強烈的罪惡感折騰，因為她沒辦法救我。她相信自己辜負了親生兒子，越來越絕望，而她的朋友跟親人也袖手旁觀——有人覺得我毫無來由的怪病很恐怖，有人不確定要怎麼安慰這對夫婦。無論有什麼理由，人們與爸媽保持距離，把健康的孩子抱在身邊，默默慶幸。我的家人越來越孤單。
媽媽的負面思維很快就累積到無法控制，大概在我發病後的第二年，某天晚上她試圖自殺，吞了好幾把藥丸躺下來等死。就在這個時候，她想起她母親曾提過她父親因心臟病猝死：他沒有機會道別。即使身陷絕望的迷霧，媽媽還是想跟爸爸最後一次說她有多愛我們，這個想法救了她。爸爸發現她做了什麼事，他開車載著她、大衛、金姆、我，還有那天晚上來我們家過夜的大衛的朋友去醫院。
在那天晚上之後，爸媽的孤單開始傳染給我的弟妹。媽媽在精神科病房治療期間，他們也是受盡折磨。媽媽要回家前，她的醫生判定她不能繼續照顧我了。根據他們的說話，她很傷心自己失去了這個孩子，應該要盡量別跟我接觸，好避免干擾她的情緒。她又病、又傷心、又絕望，如實接受醫生的吩咐，專心照顧兩個健康的孩子，等到她好多了，她又繼續她的全職工作。爸爸則是放棄工時漫長的工作，幾乎單靠他一個人照顧我。
我們就這樣過了好幾年，不過情況漸漸好轉，媽媽的態度軟化，願意多付出一些心力看顧我。現在她分擔了爸爸一半的工作。有時候，我躺在沙發上，她會把我的頭放上她的大腿。知道她可以觸碰我，我覺得好開心；可是，半夜聽見她放音樂，我有些傷心，因為我知道她聽著那些歌詞緬懷過去，心中充滿傷悲。
想到爸爸，我也是滿心傷感，他埋葬了自己的野心，失去升遷的機會，自願降級，就是為了照顧我。家裡的每一個人都為我的病付出昂貴的代價。雖然我不是很確定，但我有時候會想，是不是失去了這麼多希望與夢想，像我爸爸這樣聰明的人才學會深埋自己的情緒，而且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