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作者：當人人都完美...這絕對是場大災難！
幾年前，一對同性戀伴侶決定擁有一個孩子，由於兩人都失聰，並以此為傲，所以她們決定這個孩子最好也是聾人。雪倫．杜薛諾和坎蒂．麥科拉跟其他以聾啞自豪的團體成員一樣，認為耳聾是一種文化認同，不是一種需要治療的殘疾。「耳聾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杜薛諾說，「身為聾人，我們覺得自己很完整，我們想要跟我們的孩子分享聾人團體美妙的一面－歸屬感及彼此的聯繫。身為聾人，我們真的認為我們過著豐富的生活。」
兩人期望懷一個失聰的孩子，因此找到一個家族裡五代都有聾人的精子捐贈者，後來果然成功了，她們的孩子—葛文天生失聰。《華盛頓郵報》報導她們的故事後，隨之而來的是廣大的譴責，這對初為人母的伴侶大感驚訝，而絕大多數的責難集中於指控她們蓄意將殘疾加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杜薛諾和麥科拉否認耳聾是一種殘疾，並且辯稱她們只是想要一個像自己一樣的孩子而已；杜薛諾聲稱：「我們不認為我們所做的，跟許多異性戀伴侶想要孩子時的作法有多大的不同」。
事先設計把孩子製造成聾人是錯誤的嗎？如果是的話，又是哪裡做錯了－是耳聾的部分？還是設計這個行為？為了進行討論，我們先假設耳聾不是一項殘疾，而是一個出眾的特質，那麼父母精挑細選想要有哪種小孩的想法還是有錯嗎？或者，人們向來就是用選擇配偶的方式在挑選小孩，只是最近使用了新的生殖技術？
在爆發這則爭議的不久前，有一則廣告出現在《哈佛日報》和其他常春藤聯盟大學的報紙上。一對不孕的夫妻在尋求卵子捐贈者，但不是任何捐贈者都可以，她必需是五尺十寸（一百七十七點八公分）高的運動健將，沒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學入學時的學術能力測驗成績總和在一千四百分以上。符合廣告上面條件的捐贈者捐出卵子時，可獲得美金五萬元作為報酬。
也許為了得到優質卵子而提供豐厚賞金的父母，只是想要一個跟自己相像的孩子。又或許他們只是希望完成一筆物超所值的交易，嘗試得到一個比自己更高或更聰明的孩子。無論如何，這個出價奇高的案例，不像那對想要一個耳聾孩子的雙親一樣引起公憤。沒有人跳出來指責身高、智力和傑出的運動才能，是一種應該要饒過孩子的殘疾。然而那個廣告或多或少還是留下一些縈繞不去的道德疑慮。就算沒有造成任何傷害，但父母訂製具備某些遺傳特質的孩子，此種舉動是否有什麼值得令人擔憂的地方呢？
有人會辯稱，試圖懷一個失聰的孩子，或一個將來進大學時學術能力測驗成績會考高分的孩子，就像自然生產一樣，有個關鍵的著眼點—無論這些父母如何極力增加機率，還是不能保證他們能得到想要的結果。這兩種嘗試皆受制於玩基因遺傳樂透彩般，具有難以預測的變化。這種辯稱同時也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不可預測性的元素，好像特別容易造成道德方面的影響？假使生物技術能去除不確定性，讓我們可以完美地設計出孩子的遺傳特質？」
反覆思索這個問題，我們決定暫且先把孩子放一邊，來想想寵物。蓄意生出耳聾的孩子，在這個怒潮過了一年左右，一位名叫茱莉（她不願意公開姓氏）的德州女人，正哀悼著心愛的貓咪尼克之死。「尼克很漂亮，」茱莉說，「牠特別聰明，能聽懂十一個指令。」她讀到一家位於加州的公司，其提供基因保存和無性複製，也就是複製貓的服務。這家公司於二○○一年成功創造出第一隻複製貓（叫做CC，極其相似Carbon Copy 的意思），於是茱莉寄了尼克的基因樣本和美金五萬元的費用給這家公司。幾個月後，她收到了基因完全一樣的小尼克，她非常高興。茱莉表示:「這隻貓咪和尼克一模一樣，我沒辦法找出半點不同的地方。」
這家公司在網頁上公布了複製貓降價的消息，現在只要美金三萬二千元。要是覺得這個價格還是太高，他們再送上不滿意即退費的保證。「倘若覺得訂做的貓咪不夠像原來捐贈基因的貓，我們將不問任何原因，全額退費。」其間，這家公司的科學家也致力於開發新的生產線—複製狗。因為狗比貓更難複製，公司打算收取美金十萬元的價格，甚至更高。
很多人覺得複製貓狗的生意很古怪。更有人不滿的是，明明有成千上萬的流浪貓狗需要收留，卻寧願花一筆不小的錢來製造一隻訂做的寵物，實在很不合理。也有人擔心，在試圖成功無性複製寵物的過程中，會有多少動物的生命在孕期當中折損？但假使這些問題都能夠克服，我們會僅止於無性複製貓狗嗎？要是無性複製人類呢？
表達心中的不安
遺傳學上的突破同時為我們帶來希望和困境。帶來的希望是，我們也許很快就能治療和預防大量衰退性疾病；帶來的困境是，新發現的遺傳學知識或許也使我們能夠操控人類的自然狀態—例如改善我們的肌肉、記憶力和心情，進而選擇孩子的性別、身高以及其他遺傳特質；或者是能增進我們的體能和認知能力，把我們自己改造成「比好還要更好」。大部分的人至少對某些形式的遺傳工程感到不安，但要表達出感到不安的理由卻不容易。那些耳熟能詳的道德、政治演說之名詞，使我們很難說出改造人類的自然狀態有什麼不對。
我們再來思考無性複製的問題。一九九七年複製羊陶莉誕生，帶來了一陣對未來可望無性複製人類的擔憂。從醫學的角度來看，確實有很好的理由值得擔憂。大部分的科學家一致認為無性複製不安全，很可能製造出嚴重異常和有先天缺陷的產物（陶莉羊染病早死）。但假設無性複製的技術進步到所冒的風險不比自然懷孕大時，複製人類還會引起反對嗎？就此而言，創造出一個跟父母、或是跟不幸死去的兄姊，或是跟偉大的科學家、運動明星或名人在基因上是雙胞胎的小孩，到底哪裡不對？
有人說，因為違反孩子的自主權，所以無性複製是不對的。父母預先挑選孩子的遺傳天性，讓孩子活在別人的陰影下，是在剝奪孩子擁有開闊未來的權力。基於孩子自主權而提出的異議，不但反對無性複製，而且也反對任何能讓父母選擇孩子遺傳特質的生物工程。根據這些異議，遺傳工程的問題在於「訂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即使增強有利的基因（比如音樂的天份或體育的能力），仍會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擇，以致損害他們的自主權，侵犯他們為自己選擇人生計畫的權利。
乍看之下，自主權的論點似乎抓住了複製人類和其他遺傳工程的癥結所在，但其實在兩方面都不具說服力。首先，這個論點有著錯誤的暗示—不是父母訂做的孩子就能自由選擇自己的身體特性。因為沒有人可以挑選自己的遺傳基因。相對於一個複製出來的或是遺傳學上改良的孩子，自然孕育出的孩子並不是一個未受特定天份侷限未來的孩子，而是受到基因遺傳樂透彩眷顧的孩子。
其次，並非所有的基因干預都是影響後代子孫的，即使關心自主權能說明我們對訂做孩子的一些憂慮，但也不足以解釋我們對想要改良自己的基因的人在道德上的猶豫。肌肉細胞或腦細胞等不可再生細胞（或稱體細胞）的基因療法，就可藉由修復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來作用。當有人不把基因療法用在治療疾病，而是超越健康的範疇，將它拿來增進體能和認知能力，把自己提升到標準之上，則道德上的難題也隨之而生。
這種道德上的難題跟損害自主權一點也不相干，唯有介入卵子、精子或胚胎等生殖細胞的基因療法才會影響後代。運用基因療法增強肌肉的運動員雖然不會把增加的速度和力量遺傳給子孫，但改造運動員基因的發展還是令人不安。
基因改良就像整型手術一樣，是運用醫療方法達到非醫療之目的—跟治療或預防疾病、修復創傷或回復健康無關的目的。但基因改良不同於整型手術的是，其不僅作用於外在，改變的不只是外表。即使增強的是體細胞，它不會遺傳給孩子或孫子，但還是會產生很大的道德問題。假如我們對整型手術，以及給鬆垂的下巴和緊皺的眉頭施打肉毒桿菌等行為有著矛盾的情緒，那我們也會對用來強壯身體、增進記憶力、提升智力和改善心情的基因工程更加擔憂。問題是，我們的擔憂是對的嗎？如果是對的，那麼是根據什麼呢？
當科學的腳步比道德的理解快速時，就會像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一樣，大家努力地想表達出心中的不安。在開明的社會裡，人們首先觸及的是自主權、公正和個人權力的措辭，但這部分的道德字彙不足以讓我們處理無性複製、訂做孩子和基因工程所引起的最大難題，因此基因革命才會導致道德上的頭轉向。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標準，我們就必須面對從現代世界的見解中已大量散失的問題︱有關自然在道德上的地位，以及有關人類面對當今世界的正確立場等問題。由於這些問題接近神學的範疇，現代的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傾向規避這些問題。但是新興的生物技術威力使得這些問題不可避免。
導讀
蘇經天
Michael J. Sandel 教授的《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並不是他最有名或最暢銷的著作，然而卻可能是爭議性最大的與影響最深遠的一部作品。
公平、公義原本就是個不容易有完美答案的議題，若是再加上尚未被明確而妥善規範的新科技所衍生出的規範時，更顯得棘手。更有甚者，當我們遇上的高科技是足以改變我們自身遺傳物質的基因科技時，所引發的爭議與論戰就不是只從現今的狀況、科技的應用範圍、政府的規範、宗教與哲學、倫理道德等的角度來解決。於是，常常產生各說各話而無法充分溝通的狀況，終致成為有心的政治人物誤導人民的工具，或無知的決策者禍延子孫的無心之過。
然而，純粹的公平、正義真的存在嗎？也就是說，有可能從任何角度看起來都是公平與正義的嗎？我相信，就算有，也只有在極少數的特例中。至於在絕大多數的情境中應該並不存在絕對的標準。那遇到關係重大的議題時，我們又該如何是好呢？此外，追求重大議題的公平與正義時到底要追求到甚麼程度？一定要追求到百分之百的極致嗎？而在追求的過程中，我們願意付出多少代價或成本呢？一定要不計代價地追求嗎？
這本書雖然篇幅不長，作者卻在一波又一波的論證中闡述他的立場。由於作者論理流暢，所以筆者只花了幾個小時就讀完了一遍；然而讀後在腦中縈繞的思緒卻久久無法散去。例如，筆者服務的公司最近有同事喜獲麟兒，所有的父母當然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因此當讀到書中說到一對失聰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聾的孩子，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聽不到並不是一種一般人認為的缺憾，而是一種不錯的生活方式時，感到震驚不已！作者馬上就問：「為何世人覺得父母願意花錢利用科技生男生女，或找優質精子或卵子的捐贈者是合理而可接受的嘗試，然而當聽到一對失聰的父母希望生下耳聾的孩子就覺得不太能接受呢？」「事先設計把孩子製造成聾人是錯誤的嗎？如果是的話，又是哪裡做錯了—是耳聾的部分？還是設計這個行為？」
基因科技有別於先前的優生學觀念之處，在於這個新的科技雖然發展的初衷是為了要醫治或改善疾病，然而它似乎也帶來了令人們困擾的副作用，也就是能賦予父母可以決定或選取子女的基因組成，來達到原本可能要長時間努力才能獲得的成果。更令人擔憂的是基因科技經由改變我們自己的基因，可能會在我們不經意的情形下改變了人類在宇宙的地位或現今達成的平衡。許多人可能認為基因科技的出現就像運動員使用禁藥的問題，也就是考慮對運動員本身的安全問題以及對其他選手的公平性問題著手來探討；然而作者的論點卻是從生命是一個特別的禮物的觀點為基礎，從而闡述生命的不可全然掌握及不可預知的多樣性。若是父母可以經由基因科技來設計或訂做子女，原本兩者存在的生育及養育的關係似乎也可能成為設計者與被設計者的從屬關係，當然也會衍生出新的責任與義務問題。 遺傳工程如何讓人感到不安？
蘇東坡有一首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千百年來，為人父母者無不希望子女能才華出眾、功成名就。但正如蘇東坡的這首詩中所描述的，世間的事情其實很難說，再聰明的人也難逃命運的玩弄。在第一章〈基因改良的道德標準〉中，作者先以一對失聰的父母希望能生出耳聾的小孩所引發的反對聲浪，以及許多父母願意花大把鈔票來獲得他們主觀認定的優質精子或卵子卻比較能為世人所接受的現象來討論基因改良的一些相關道德問題。遺傳工程上的突破同時為我們帶來希望和困境。帶來的希望是，我們很快就能治療和預防疾病；帶來的困境是，新發現的遺傳學知識或許也使我們能操控我們的自然狀態。作者列舉了幾項已經引發強烈爭議的問題，如體育競賽中運動員強化肌肉的努力、與幾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點關係的記憶力及身高問題，以及在我們的社會中早已耳熟能詳的性別選擇，試圖探討我們所面臨的道德不安。然而，在這個科學的腳步比道德理解快速的年代，雖然大部分的人至少對某些形式的遺傳工程感到不安，但要明確地表達出所感到不安的起源卻不容易。最有可能讓人思考的方向有：對被設計者的自主權問題、對共同參與者的公平問題、對個體健康安全問題、體細胞與生殖細胞的差異，以及胚胎到哪一個階段才算是個有人權的個體等等的切入點。
運動精神漸漸轉變成表演？
接下來，作者在第二章〈生化運動員〉中指出備受人們喜愛的體育和藝術表現中頌揚天份和稟賦的那個部分已在基因科技的推進中一步步被侵蝕。運動賽事中最能激勵人心的莫過於運動員透過長年的苦練繼而在國際賽事中脫穎而出；但是運動賽事的商業利益很大，再加上社會中「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贏者全拿的心態，許多人都為了取勝而不擇手段。然而為了能強化與彰顯運動項目的核心價值，許多增強表現的媒介也逐漸不再被允許，似乎在低科技輔助下的高技術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例如，雖然功能性的球鞋與服裝可以使用，但是希望藉由模擬高山缺氧訓練環境來提高心肺功能的「高地屋」也被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考慮是否應該禁止，原因是奧委會早已經禁止運動員藉由其他增加紅血球濃度以提升耐力的方法，包括輸血和注射原本用於洗腎病人的紅血球生成素（EPO）。作者不禁要問：「我們如何區分這些新科技所帶來的是增進比賽和敗壞比賽的改變呢？」他認為答案須著眼於運動的本質，並取決於新科技是突顯還是扭曲最佳選手的天份和技能。
當然這個爭論並不只限於體育界，在音樂界的困境一樣發人深省！據說有的演奏家或指揮家為了在台上能消除緊張而使用乙型受體阻斷劑之類的藥物來鎮定神經；反對的人主張，靠藥物鎮定的表演是一種欺騙行為；贊成的人則認為，藥物只是單純地消除與主要表演較無關的麻煩，表演者反而因此更能展現真正的音樂天賦。遺傳工程這個新科技已讓許多原本要彰顯長期努力的特定核心本質的比重降低，繼之而起的卻是表演成分的提高。
生命本身就是個恩賜？
接下來在第三章〈父母打造訂做的孩子〉中，作者提出了一個貫穿全書的核心觀念—生命本身就是個恩賜！雖然對於任何人而言，親子關係都勝過任何其他的人際關係，但因為天賦的不可預知性，我們並不期待父母為子女的一切負全責；這也就是神學家威廉．梅所謂的「對不速之客的寬大」。
不過，為了求取下一代的競爭優勢，美國的父母聘請升學顧問的比例大為提高。這些收費昂貴的升學顧問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說他們不是指導入學申，而是「指引人生！」；反觀國內的父母也不遑多讓，孩子從小就有各種學科與術科的補習。前些時日，國外媒體甚至報導了對岸學生為了準備高考，全班同學集體吊點滴以增強體力的怪異現象。然而生物醫藥科技的知識又給了父母另一項選擇，也就是求助於強化專心與注意力的興奮劑，如利他能及阿迪羅等。這一類的藥物在過去十多年來的產量需求分別都成長了幾十倍，彰顯了這種唯利是圖的製藥產業與父母師長過度求好心切的扭曲現象。雖說父母有栽培孩子的天職，以幫助他們發現和發展才能和天份，也正如文中專家所指出的，這種的愛有兩個面向：接受的愛和轉化的愛；接受的愛肯定孩子的本質（也就是接受子女先天的組成），而轉化的愛則追求孩子的福利（也就是極力促進子女後天發展的機會）。然而上面許多扭曲的情況可以看出過度野心勃勃的父母很容易在轉化的愛上得意忘形—從孩子身上敦促和要求各式各樣的成就，極力追求完美。正如作者說的：「我們這個時代常見的強力介入孩子生活各個層面的父母，他們看不到人生的意義是個恩賜，他們是急於掌控和統治而焦慮過度的代表。」
我們有想過擦槍走火可能引發的代價嗎？
追求後代的優越若是超過了個人與家庭的層次時，又可能追求到甚麼程度？以及在追求的過程中社會與國家願意付出多少代價或成本呢？歷史上發生的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事件，如：二十世紀初美國的老羅斯福總統寫信給在長島冷泉港優生學改革者戴文波特時說：「……我們沒有職責允許錯誤類型的公民生育後代。」；一九二七年，美國最高法院在惡名昭彰的巴克對貝爾訴訟案件中，支持絕育法律符合憲法；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推行的優生學超過了絕育，直達大屠殺和種族滅絕。這些舊優生學的嚴重問題是社會國家的不中立，導致沈重的責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勢者的身上，讓他們不公正且非自願地受到隔離或被迫絕育。於是，自由市場優生學或說自由主義的優生學繼之而起，讓人們有意識地經由所謂的「基因超市」自行構思所欲訂製的子女，以協助孩子取得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裡能有所成就的條件。
作者認為假如所增進的能力是「通用的」工具，也不指引孩子往特定的職業或生活計畫，道德上是容許的。雖不完全同意，但他引述德國最傑出的政治哲學家尤爾根．哈貝瑪斯反對新的優生學的觀點：基因干預用來選擇或改良孩子直接侵犯了自主和平等的自由原則；之所以違反自主權，是由於基因計畫養成的人無法把自己看待為「個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而逐漸削弱了的平等，則是因為破壞了親子之間「人與人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對稱關係」。
這種不對稱的產生是因為，一旦父母成為孩子的設計者，無可避免地帶來對孩子的人生責任，這樣的關係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這說明了為什麼經過基因設計的孩子，在某個程度上對設計孩子的父母有義務和附屬的關係；而生命起點是非經基因設計的孩子則沒有這個問題。
過度積極（普羅米修斯式）的父母是否會剝奪了孩子原本的天賦與人類社會原有的平衡？
作者其實想要傳達的是更廣義的概念：想要排除偶發性和掌控出生奧祕的慾望貶低了插手設計孩子的父母，並破壞了父母養育子女的、由無條件的愛所規範的社會實踐的那一份親情；而這將會改變我們道德觀中的三大關鍵—謙卑、責任與團結。作者認為：「假如大家習慣於基因上的自我改進，社會謙卑的基礎也會被削弱；父母必須為幫孩子選擇（或是沒有選擇）對的特質負責，而這責任會擴張到令人畏懼的規模；然後這不可避免地會降低我們跟比我們不幸的人團結的意識，終而讓長久以來維繫共同大我整體利益與團結的各種保險系統徹底瓦解。」
激盪出對現今自身問題的想法
經過作者對於這個跨物種、跨世代、跨越自身限制議題的多重論證，也讓我們不由得想想看當今臺灣的社會所面臨的一些與公平、正義有關的議題，例如：關係到投資人自身權益的證所稅（公平正義若是使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降低，進而引發恐慌與系統性崩盤的話怎麼辦？）、瀕臨破產但卻想到抽取補充保費的二代健保（醫療體系捉襟見肘卻由與健康不直接相關的存款、加班費等來源課徵是否符合公平與正義？）以及媒體人宣告只領起薪22K 的失落的一代（以製造業為核心思維的政府，與企業為了維持短期的成本優勢的競爭力，卻一步步地讓我們的薪資水準幾乎在亞洲國家都吊車尾，甚至讓許多高階人力離鄉背井，踏上與家人長期分離的不歸路！這種用未來世代的命運換來短暫的且已過去的成本優勢是值得的嗎？是合乎公義的嗎？）。
不要急著幫未來做決定！！
作者在這本書引述了許多在這場基因科技論戰中的許多論點，也毫不留情地對他反對的論點提出了強烈的批判。筆者認為讀者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不一定要全盤接受作者的論點，因為基因科技對我們各個層面的影響還在不斷地發生中，許多新的證據或決策很可能會讓之前的想法與決策顯得不符合時宜。然而，筆者覺得經過這本書的洗禮，可以讓我們學習到一種跨越個人、社會、國家、宗教、物種、甚至於深沉到宇宙中平衡定位的論戰中所須擁有的胸懷。
因為在現今的臺灣，我們已經習慣於只對切身直接相關的事物產生關心，對於間接或在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影響的事情的關切程度都很低。所以，筆者希望讀者們能在讀這本書之前以及之後都能停下來想想下面的幾個議題。也許可以在您讀這本書時提供一個新的視野，也能在讀完它之後還能持續激發新的想法。
一、現在的好等於未來的好嗎：我們當下認定是好的、優越的、成功的因素、條件或目標，在未來也是好的嗎？簡單來說，我們真的這麼有信心我們有能力幫後代決定他們的未來嗎？筆者記得在讀書的時候父母總是告誡再三要努力向上，看能不能考上醫學院日後做個醫生。但是任誰也沒想到，能達到普遍照顧的健保，在臺灣讓醫療體系勢力的平衡在多年運作後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現在的醫生工時長、責任重，還常得面臨法律的風險，導致許多醫生都醞釀出走。所以，之前認定的好不見得等於現在的好，更不一定會是未來的好。
二、好的基因 V.S. 好的神經：先天上有了好的基因比較容易成功嗎？其實後天的環境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也就是為什麼同卵的雙胞胎出生後若是在不同的環境下成長，命運也會大不同的道理。許多神經科學的最新研究也發現，神經的連結與裁剪受到我們的經驗、文化、價值觀等的影響很大；也就是說，即使擁有相同的基因，但後天環境不同就會造就不同的未來。所以，與其費心地想改善不好的基因，還不如以健康快樂的人生觀來迎接各種挑戰！
三、適者生存 V.S. 強者勝出：想用基因科技以現在認定的好壞來設計下一代其實是緣木求魚的。正如書中所提到的，關於徵求優質精子或卵子的例子，這些父母以體型或學習成果做為篩選生殖細胞的標準，姑且假設這些特質都可以完全地表現在子女的身上，而且維持此優勢也不需額外的投入，結果是產生了充其量只能在所選定項目中佔優勢後代。也就是說，這些被設計的子女在這些特質上比未經特殊設計的人表現得好。然而問題是從古至今沒有甚麼特質可以長期而穩定地保持優勢；而且，常常在某一時空下的優勢，到了另一個時空下反而成了劣勢！生物界的優勝劣敗從來就不是指向某些特質的強者勝出，反而總是適者生存！
現任/聯亞生技開發企業發展暨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經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霍華休斯醫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資訊研究員
書名：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邁可．桑德爾 又譯沈岱爾，1953年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當代知名哲學家。28歲在牛津撰寫的博士論文《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於198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即被公認為批判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代表作，並被翻譯成8種語言。33歲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2008年獲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特別成就獎。其最知名的哈佛「正義」公開講座，被喻為一則傳奇，2009年更改寫成《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出版，同時哈佛也將其上課實況公開，透過網路媒體傳播，在中國、日本、韓國等造成轟動，並掀起一股桑德爾熱。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
譯者：黃慧慧
發行日期：2012年12月06日
出版社：博雅書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