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詠:原以為「手術同意書」是預防被告,母親罹癌開刀後,我才學到那張紙背後的意義...

暢銷作家 侯文詠 (攝影者.曾千倚)

有時會聽病人家屬問起:「為什麼你們醫師總是喜歡把病情講得比實際上更嚴重,搞得病人惶惶不安。」

如果現場有醫師或者對醫療運作熟悉人士,很容易就聽到類似這樣的答案:「醫師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啊。沒有人能夠百分之百確定治療結果啊。事先說得嚴重些,萬一病情改善,家屬會感謝你。要是說得輕微,萬一病情惡化,可是會被家屬告的呢。」這說法不能說完全沒道理。不過,每次聽到這樣的說法,總讓我很容易想起一件往事。

母親在一次例行的檢查中發現了細胞異常。當時我還在醫院擔任麻醉科醫師,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請託熟悉的醫師診治,並安排母親住院,做更多進一步的檢查。

報告很快出來了——病理報告的確是惡性腫瘤,但因為發現得早,因此,婦產科醫師表示,只要母親願意接受根除性的切除手術,預後算是非常樂觀的。

聽到手術,母親當然很擔心。不過她相當克制,只問了我一句:「你覺得這樣最好?」

我點點頭。她沒再多問,安靜地想了一會兒,說:「那就這樣吧。」

我鄭重拜託了麻醉科以及婦產科兩位教授,一起為媽媽進行手術。兩位教授爽快答應,手術日期也迅速排定了。一切似乎都順利進行,直到手術前一天晚上,忽然接到病房的爸爸打電話進辦公室找我。他說:「剛剛護士來過了,他拿一張手術麻醉同意書要給你媽簽名。」

「這是所有手術的標準流程。」

「可是你媽看完那種同意書之後,決定不開刀,想出院回家了。」

我大吃一驚,連忙追問原因。爸爸說:「這上面說,麻醉的後遺症包括腦拴塞、心肌梗塞、還有肺水腫什麼的……你媽說,癌症死了就算了,但如果變成那樣拖累你們,她不要。」

聽起來事情非同小可。我連忙放下手邊的事,趕去病房。

我開始勸說母親,對他說:「媽,醫生有對病人告知、同意的義務,這只是例行的標準程序,真正發生這些後遺症的機率很小。」

說好說歹,母親就是不為所動。說來諷刺,在我擔任麻醉醫師期間,或許是身上白袍的權威,狀況通常只要稍加勸說,問題通常不難解決。一點也沒想到,當事情發生在自己母親身上時,我的白袍權威竟然發生不了任何作用。

母親和我就這樣僵持了將近半個小時,還是不為所動。

眼看手術在即,這又是治癒唯一的機會,我心生一念。「媽,你相不相信我們會用一切的力量保護你?」

「什麼意思?」

「明天手術,」我說:「我會和我的老師一起進開刀房。我們請他們為你麻醉、為你進行手術。我會分分秒秒在你身邊,用一切力量保護你。萬一這樣,還是發生了手術同意書上說的意外,你能不能接受?

媽媽聽了愣了一下。

「萬一發生了那樣的事,你能不能原諒我?」我問。

媽媽慢慢回過神來,露出了笑容。「媽媽從小培養你,讓你成為一個優秀的醫生,既然你還找了你的老師過來,媽媽當然相信你會盡一切可能保護我的。」

說完,她拿過手術同意書,二話不說簽了名字。簽完名字,還看了爸爸一眼,問他:「萬一我真發生了什麽意外,你不會去告你兒子和他的老師吧?」

被無端捲入這個兩難議題的爸爸表情顯然有點無辜,不過他還是搖了搖頭說:「當然不會。」

不曉得為什麼,其實是很嚴肅的對話,但大家都笑了。

那天晚上,媽媽睡得很好。隔天她告訴我:「一想到是把生命交給你們,就突然覺得很安心。不管發生了什麽,都沒有什麽好害怕的那種感覺。」

那算是一次成功的手術。母親恢復得很好,到現在過了十多年,一直都維持著很好的健康狀態。

故事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告知與同意。這應該是大部分的醫師都耳熟能詳的基本原則。在擔任醫師期間,有很長時間,就像大部分的醫師一樣,我一直把這當成是法律或流程上必要程序,甚至一定把最壞的情況告知病人及家屬,好讓他們在事前多一點承擔起選擇的後果與責任。卻很少想過,光這樣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再多的說明、告知,不但無法保證手術必然成功,反而引來病人更多煩惱。就算病人同意勉強簽名,也不代表同意書上的併發症一旦發作,家屬就能心甘情願地接受,當然,更不代表醫師就能免於法律責任。

母親生病那次,我最大的體會是,光是「告知與同意」遠遠是不夠的。在這樣的流程背後,如果醫師沒有傳遞出一種「視病猶親」的態度,讓病人與家屬相信醫師會竭盡一切保護他,再多的「告知與同意」無非只是一個徒具其表的形式罷了。因此,我常想,或許「告知與同意」真正的核心,不在同意書上的那些事情,而是,面對那些事情時背後的心情。換句話,不只是「告知與同意」,如果可能的話,更應該透過各種方法,進一步做到「告白與同意」——不管是語言上或態度上,不管是高調或含蓄。

我相信唯有確認彼此那樣的心情,病人對於醫療程序的處置,才可能真正的聆聽、溝通,也因為這樣,醫病之間才可能真正的信任。

信任。在醫師與病人共同面對的種種未知之前,這是唯一的路了。沒有什麼比這更能給病人帶來安心,也沒有什麼比這能更能給醫師帶來保障。

這是母親醫療過程中所帶給我最大的禮物,也是我在有限的醫學生涯中學到最重要的一課。

本文獲「醫病平台」授權轉載,原文出處《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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