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逼近最後關鍵....醫勞盟：繼續靠「人力消耗戰術」，台灣醫療恐崩盤

新冠病毒（COVID-19，下稱武漢肺炎）疫情進入第四個月，世界各國的疫情也持續上升。台灣因為提高警覺暫時延緩了病毒擴散的速度，很難想像，萬一台灣進入醫院院內感染及大規模社區感染時，台灣醫療崩盤會是何種場景？

對照17年前的SARS疫情，除了病毒臨床性狀不同，當年整體社會環境、人口條件，以及醫療條件都與現今大不相同。

當年，台灣老年人口比例僅為9.24%， 各國醫院醫療工作者的醫用口罩以及防護衣沒有發放限制；如今，老年人口早已經上升到16%，而世界各國的防疫物資都在管制出口，甚至發布國家的緊急命令，醫療用口罩與防護也受到影響。因為武漢肺炎疫情嚴峻，各國內部防疫物資與醫療的分配，正挑戰著各國社會人口組成與的醫療系統的運作邏輯。

疫情當前，也讓台灣許多尚待解決的「醫療分配正義問題」一一浮現：

1. 緊急醫療與生命末期醫療分配

當發生產生大量傳染病患時，醫療人員和社會大眾已經接受醫療資源的分配了嗎？為了維持醫療系統最有效的運作，大量傷患檢傷的原則，已經不是按照先後次序以及一般急診檢傷程度給予治療。

以緩和醫療發源地的英國為例，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ICE）公告了武漢肺炎住院治療流程，以「臨床衰弱指數」作為選擇合適治療的重要依據，將緊急性加護病房照護資源保留給生活功能自理、不需依賴他人的病人。

這也是歐洲慣常使用的做法，以功能評估為選擇治療參考依據，加護病房治療成為搶救生命、尊重病人自主與維持生活品質的綜合考量。

若是在台灣，當醫療資源（包括隔離病房、隔離加護病房）都滿載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讓所有病人都能得到適切治療呢？我們得準備好面臨資源分配的順序，並不是所有的治療都適合用生命末期病人的治療。

2. 健保就醫自由與醫療資源的分配

台灣健保開辦後，民眾有高度的「就醫自由」，加上醫療院所選擇多，許多武漢肺炎疑似患者都是先在多處診所看診後，才到大醫院進一步檢查而確診。

目前雖有中央疫情應變中心的「1922防疫專線」，肩負居家隔離或是居家檢疫的就醫諮詢，但是，這幾年健保署推動的各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的「雁行計畫」，並沒有順利讓「分級醫療制度」成為「有機分工體系」，面對武漢肺炎疫情，許多民眾還是找不到有體系支持的就醫場所與諮詢管道，最後仍只能自行就醫。

反觀英國，民眾就醫前可以打給自己的家庭醫師，也可以打到「NHS 111」（編按：英國的急救電話） 進行電話或是網頁諮詢。

3. 人力及藥物、檢驗健保給付的分配

台灣健保的制度設計上，雖然讓民眾有部分負擔和掛號費的自付部分，但大體上已容納所有的費用，包含藥費、檢驗，甚至門診的檢驗費也不需要部分負擔。

當這一波武漢疫情發生時，醫界很清楚知道，醫護人員面臨的第一線處境，大概就如當年八仙塵暴事件發生時一樣，將會隨時被召回治療現場。但，健保給付的人力費用部分，目前仍僅有診察費、護理費和調劑費等，醫療人力費用長期被低估，甚至還未將其他專業人員的費用涵括在內。

健保制度的設計，向來缺乏「勞動意識」與「人力是最大成本」的觀念，至今仍採用總額支付制度以及點值分配的作法。目前台灣的醫事人力也不包含看護人員，預防感染的訓練，根本沒有落實到這一群直接照顧病人的看護身上，這與歐美社會有明顯差距。

總結來說，健保資源有限，但是人的慾望無窮。如果國家的醫療資源無法仰賴專業進行有效分配，只能依賴醫院市場競爭和民眾就醫自由，「醫療專業性」以及「健保公共性」勢必受到嚴峻挑戰。

檢視歐美國家的經驗，可以改進我國健保的弱點。大至如武漢肺炎的疫情，小至臨床生命末期的決策，醫療資源的分配正義需要不斷的檢視與改進，尤其這一波的武漢肺炎席捲各地，我們都身在其中，無從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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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筱庭
核稿編輯：陳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