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來的人，如何繼續前進

高雄長庚醫院器官捐贈團隊的協調師羅云綸與社工師陳曉芹，分享多年陪伴器官捐贈家屬的經驗，透過幾個真實情境，帶讀者理解喪親者可能經歷的感受，以及身旁的人可以如何陪伴，讓悲傷有機會慢慢被安放。

留下來的人，如何繼續前進？

曾經一位因車禍失去兒子的母親，在事件發生後，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再騎機車。走在路上，只要聽見救護車鳴笛聲由遠而近，或看見馬路上的擦撞事故，她就會感到心跳加快、呼吸變急，手腳也跟著發冷、發抖。那些聲音與畫面，會讓她重新想起當時接到通知、趕往急診室的經歷。

也有家屬提到，自己在日常通勤時會刻意繞路，避免經過曾經陪伴親人急救、住院或告別的醫院。對經歷失去的家屬來說，它可能連結著太多難以承受的記憶。於是，某些原本平常的聲音、道路或場景，都可能在不經意間喚起悲傷與緊繃，讓日常生活變得不再那麼容易。

陪伴指南

面對家屬出現這類嚴重的創傷後壓力反應，如逃避行為、過度警覺、嚴重睡眠障礙等，陳曉芹與羅云綸建議，不急著恢復，也是對自己的照顧。

經歷重大失去後，害怕某些地點、物品、聲音或情境，是身心在面對創傷記憶時可能出現的反應。這不代表自己軟弱，也不代表自己做得不夠好。允許自己暫時避開太難承受的情境，比起要求自己馬上恢復，更重要的是讓身心在能承受的步調裡，慢慢找回安全感。

當悲傷把一家人停在原地

28歲的哥哥剛退伍，卻因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被判定腦死。生前，他與家人關係緊密，也經常騎車接送年幼的弟弟上下學。在父母的不捨與慎重考量下，哥哥完成了器官捐贈，讓其他等待移植的病人獲得延續生命的機會。

然而，捐贈流程結束、後事也辦妥後，這個家庭的悲傷並沒有因此告一段落。三個多月後，協調師羅云綸與社工師進行例行家訪時，發現家中的生活幾乎停了下來。即使是白天，屋內窗戶依然緊閉，窗簾也拉著，光線很難照進室內。

父母將哥哥的房間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從衣物、紙張到床上的物品，都維持在他離開前的樣子。「他的弟弟本來在讀書，」羅云綸說，「因為哥哥過世後，弟弟沒有辦法上學；爸爸媽媽也都沒有辦法工作。」

他們也沒有向鄰里說明哥哥過世的消息，而是選擇把自己留在家中，減少與外界接觸。一家人，像是被凍住在那個失去的瞬間。外面的世界還在運轉，但他們停在裡頭，停在那個房間關起來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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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屬而言，緊閉的窗簾、保留下來的房間、暫時不願與外界聯繫，未必只是逃避，也可能是家屬在失去後維持安全感的方式。若急著要求他們清理遺物、面對現實，反而可能加重痛苦。因此，專業支持首要做的事「穩定陪伴」。協調師與社工師透過關懷，讓家屬知道有人願意等他們慢慢準備好。羅云綸提到，也曾邀請有相似喪親與器捐經驗的家屬陪伴，對方作為「過來人」的分享，往往比單純勸說更能讓家屬感到被理解。

比起急著要求家屬清理逝者的房間，更重要的是協助留下來的人逐步恢復生活功能，例如讓弟弟慢慢重返校園，讓父母從簡單的日常安排開始，再逐漸回到工作與社會連結。

讓思念透過日常延續

一位年輕的母親，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完成器官捐贈後，她感覺生命中原本可以倚靠的重心突然消失了。人還在生活裡，卻像少了一個最重要的支撐。

兒子留下了兩隻貓。母親便開始照顧牠們，每天餵食、清貓砂，陪牠們待在家裡。那兩隻貓原本是兒子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也成了母親與兒子之間仍然存在的連結。對她而言，照顧牠們不只是日常責任，也是在失去之後，讓自己繼續過下去的一個理由。

兒子生前有許多朋友，他們也沒有因為他的離開而消失。有時候，他們會來幫母親修電腦；有時候只是來坐一坐、說說話，也偶爾邀她一起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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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喪親家屬而言，留下的物品、寵物、房間或習慣，不一定是阻礙復原的象徵，有時是家屬與逝者之間仍能維持連結的方式。照顧那兩隻貓，不只是停留在悲傷裡，也可能是母親用一種能承受的方式，繼續照顧與思念兒子。重要的是這一份連結並非讓家屬的生活停滯，而是還能在悲傷中保留一點生活的力量。

如果家屬仍願意回應邀請，這就是很重要的訊號。親友或專業人員可以提供小而溫和的外出機會，例如喝一杯咖啡、短暫散步、一起吃飯，讓家屬自己決定是否參與。不需要催促，也不需要把每一次邀約都變成復原的考驗，而是讓她知道，有人願意陪她慢慢回到生活。

當癌末病人親自面對最後的生命選擇

一位癌末病人在研究所即將畢業，卻被診斷出癌症末期。病情惡化後，她主動向協調師羅云綸表達器官捐贈意願，希望了解自己往生後是否還能捐贈器官，並幫助其他需要的人。但在陪伴過程中，羅云綸發現，病人雖然想完成器官捐贈，內心仍有明顯拉扯。她一方面希望留下助人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仍期待自己能好起來、完成學業，回到原本的人生。

到了簽署器捐意願書時，病人多次因為身體不舒服、沒有力氣而暫緩簽署的時間。羅云綸沒有催促，而是尊重她的步調。後來，病人仍決定完成器官捐贈，但希望由父親代為簽署，自己則在場陪伴這個決定完成。父親也支持她的意願，捐贈最終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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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癌末病人主動提出器官捐贈意願時，社工師、協調師與陪伴者需要特別理解其中的矛盾。想捐贈，不代表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還想活下去，也不代表她否定了原本的助人善意，這兩種感受在生命末期是並存且真實的拉扯，並非反覆或不堅定 。專業人員與陪伴者能做的，不是替病人消除矛盾，而是承接並承認這樣的衝突，讓她的害怕、猶豫與美意，都能被充分地理解與包容 。

簽署意願書只是完成意願的形式之一，真正重要的是病人是否在自己能承受的狀態下，表達並確認了自己的選擇。對這位妹妹而言，由父親代簽、自己在場陪伴，正是她能夠完成心願的方式。器官捐贈的決定不應被簡化成「對」或「錯」。對病人與家屬而言，最困難的往往是決定過程中的不確定、害怕與情感拉扯。

當家屬不知道該如何替病患回答

在羅云綸的臨床經驗中，家屬面對器官捐贈時，常見的反應不一定是明確同意或拒絕，而是卡在中間的一句話：「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沒有說過，也不知道他願不願意。」

這樣的情況在突發意外或急重症個案中尤其常見。當病人突然被送進醫院，家屬往往還來不及接受親人可能離世的事實，就必須面對器官捐贈的討論。死亡的衝擊與捐贈的決定幾乎同時出現，使家屬在極短時間內承受雙重壓力。

陳曉芹也觀察到，許多器捐家屬事後的掙扎，未必是後悔捐贈，而是反覆想著：「這是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尤其當逝者生前沒有明確表達意願，也沒有簽署器官捐贈意願書時，家屬更容易陷入「我能不能替他做這個決定」的猶豫。

這個「不知道」，不只是資訊上的空白，也是一種心理重量。家屬必須在悲傷、時間壓力與不確定之中，試著替所愛的人做出選擇。即使決定已經完成，那份不確定有時仍會在往後浮現，讓家屬重新追問自己：當時的選擇，是否真的接近他的心意？

陪伴指南

當逝者沒有留下明確的器官捐贈意願時，家屬常會承受額外的心理壓力：我是否替他做了他不想要的決定？這份不確定感，可能在決定當下出現，也可能在捐贈完成後反覆浮現。面對這樣的情況，可以陪伴家屬回想逝者生前的價值觀，而不是只停留在「他有沒有說過要捐」例如，他平常是否願意幫助別人？是否曾談過生命、醫療或死亡？是否對器官捐贈表達過任何態度？這些記憶未必能給出確定答案，但能幫助家屬在不確定中，做出較接近逝者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