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診第一線學習如何告別

進入振興醫院工作之後,田知學第一次看見器官捐贈怎麼改變另一個人的生命。
急診室,是最接近生死交界的地方之一,有人在這裡與死神拔河,有人在這裡被迫替摯愛做下最後決定。振興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任田知學,從醫學院第一次面對大體老師,到診療接受器捐的病人,再到陪伴父親走過癌症末期,生命的重量一次次衝擊她的人生觀,也讓她意識到:生命自主權應提早討論,而不是等到傷病才開始面對。
田知學第一次貼近「捐贈」,是就讀醫學院時的大體解剖課。對醫學系學生而言,解剖課是進入臨床世界的重要門檻,她難忘老師無比嚴肅地說:這堂課不只是學知識,也是一堂非常完整的生命教育課。
大體解剖,用告別提供生命教育
老師規定,面對大體老師,必須保持肅穆,甚至連口罩都不准戴,要求學生不要逃避,不要隔絕自己,而是真實地感受、面對「人」在失去生命之後會是什麼樣子。站在大體老師面前的震撼感,田知學至今仍刻骨銘心。福馬林氣味強烈刺鼻,她和同學合力將大體老師從池子裡抬出來,再幫大體老師清洗身體。「不久之前,眼前這個人也曾經有呼吸、有情緒、有家庭、有工作、有愛的人,只是現在,他毫無保留地把身體交給我們。」
接下來一學期,他們從完整的人體,一路學到肌肉、神經、血管、器官,最後是骨骼。學期結束時,醫學系學生為大體老師火化,再舉辦感恩儀式。「人是什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人在離開之後,還能留下什麼?」那學期她反覆思考這些問題,有時候晚上閉上眼睛,腦中還會浮現大體老師的臉,開始想像他的人生經歷。「有些大體老師是醫學院教授,他們生前教育英才,過世後,還繼續用自己的身體教學生。大體捐贈真是一件非常、非常偉大的事情。」
接受者重生,大愛超越醫療技術
進入振興醫院工作之後,她第一次看見器官捐贈怎麼改變另一個人的生命。一天半夜,急診室接到「接回捐贈心臟」的任務,當時她資歷尚淺,發現氛圍突然變得非常肅穆、緊繃。救護車出發了,不久醫療團隊歸來,現場所有人慎重守護人體器官保存運輸箱,裡頭裝著不久前還在另外一個人胸腔裡跳動的溫熱心臟,眾人用最快速度護送心臟進開刀房。「那一刻很不可思議,因為它不是『器官』而已,還代表一個人的意志與生命。所有人都知道,另一邊,有一個人正在等著活下去。」
她也曾為接受心臟移植的病人看診。接上心臟監視器,看著監視器上的波形,她的腦中突然冒出一個念頭:「這顆正在跳動的心臟,不是他的,是另外一個已經離開世界的人留下來的。」病人敏銳地發現醫師的沉思,笑著對她說:「妳是不是覺得很神奇?因為這顆心跳,我才能繼續活著,繼續陪伴家人,照顧我的孩子。」田知學有感而發:「器官捐贈,不只是醫療行為,它其實是一種愛的延續。」
最後決定沒有對錯,只怕來不及
一次次搶救與告別病人,田知學在急診室也深刻看見家屬的痛苦與掙扎。「很多人不知道,急診醫師最常做的事情之一,是協助家屬做最後決策。」尤其是在病危的時候,很多病人已經心臟衰竭、呼吸衰竭,或者意識不清,無法幫自己做決定,這時醫療人員會開始問家屬:要不要為病人插管?要不要急救?要不要電擊?急診室裡分秒必爭,病人的血壓、血氧都在下降,心跳可能隨時停止,家屬往往是在完全沒有準備的狀況下被迫匆忙做決定。
「有些家屬會問我:『如果不急救呢?』我只能很誠實地說:『那他會離開。』有人會哭著問:『妳不能把他救回來嗎?』『妳為什麼只能給我這種選擇?』很多人會覺得急診醫師講話很殘忍,可是時間真的不夠了,我沒有辦法再包裝,我也沒有辦法給一個不存在的希望。」她提醒,急救決定不是對錯題,沒有人有資格批判他人的悲傷,「你不能要求人在最痛苦時還保持理性。」
最難承受的,其實也未必是死亡本身。田知學慢慢發現,真正壓垮人的,往往是到了最後一刻,才發現自己還沒準備好,還不知道病人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所以被各種「來不及」與遺憾壓得喘不過氣,甚至成為一輩子都解不開的結。
一次次搶救與告別病人,田知學在急診室也深刻看見家屬的痛苦與掙扎。
需要慰藉的,不只是病人自己
「在還健康、清醒時,好好思考自己想怎麼離開」這個生命課題,田知學也學得很辛苦。她原以為自己是急診醫師,看遍各種生離死別,有天站在生死關頭,自己可以表現得很成熟。殊不知,當父親被宣布罹患膽囊癌那一刻,她才知道:原來輪到自己當「家屬」的時候,這一切仍然走得如此艱難。
一開始父親只是腹痛,看著醫療影像,她的專業告訴她情況可能不樂觀,但她還在用急診醫師的思維反應:「急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先排除最糟的可能』,我不想接受噩耗,所以自我安慰:也許只是寄生蟲,也許只是發炎。後來檢查結果出來,確認父親罹患惡性度極高的膽囊癌。」即使積極開刀,甚至做了很多預防性的放射治療,癌細胞最終還是轉移了。
「我永遠記得那張遠端轉移影像,那一刻,我整個頭皮發麻。我知道,醫學上無論我再怎麼努力,父親都會往死亡靠近。但我還是在做奇蹟的夢,甚至會幻想,有一天我可以在急診跟其他家屬說:『沒關係,我爸爸也是膽囊癌,他現在90歲了。』」
那段時間,她每天都在理智與情感之間拉扯,很難接受父親正一步步離開。「父親是最疼我、牽著我看星星,讓我覺得世界上有永遠的人。最讓我痛苦的是,身為醫生,我知道我救不回來。不像有些OHCA病人被送進急診室,我們可以把他從鬼門關拉回來,一個禮拜後,他可以自己走出醫院。」
田知學經常在醫療訪談分享這段心路歷程,再次回溯,她依然難掩悲傷,但也再次感受到父親的愛。「奇怪的是,在整個過程裡,反而是我父親在安慰我。他跟我說:『妳不要自責,妳已經很努力了。我有妳這樣的女兒,我人生很滿足。』」
天堂很美,這一生要先好好過
父親住進安寧病房後,幾乎整天臥床,靠嗎啡、鎮定劑緩解疼痛。一日下雨過後,父親突然慢慢坐起身,看著窗外說:「天堂。耶穌。」田知學只是輕輕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她強忍住眼淚,問父親他眼中的天堂漂亮嗎? 「美得無法形容。妳要好好把人生走完,以後就會知道。」那是父親最後的遺言,但究竟怎樣才算「好好走完人生」?
田知學漸漸理解,在生命終點,最重要的是讓離開的人跟留下來的人都不留遺憾。但台灣民風仍不善談論死亡,也有人抱持「不知道病情比較幸福」的心態,要求醫師不要告知病人殘酷的事實,儘管依據《病人自主權利法》與《醫療法》,病人其實擁有完整的知情與選擇權。
長期推廣AED、CPR與防災教育過程,她深知,健康不是理所當然,一個人想怎麼活、怎麼老、怎麼離開,也都應該納入生命教育。她呼籲定期做健康檢查的重要性,並鼓勵從小建立病人自主觀念,因為孩子更容易理解「愛」與「分享」。
「生命是需要被尊重的,生命自主權也不該只是臨終議題,能夠好好呼吸、吃飯、陪伴家人,都非常珍貴,我們要對自己的健康更負責。」田知學說。
田知學漸漸理解,在生命終點,最重要的是讓離開的人跟留下來的人都不留遺憾。

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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