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實故事：35歲女老師乳房潰爛仍夢想懷孕，醫師不忍戳破美夢，最後才發現「殘忍的溫柔」代價有多大

那些死亡的臉

身為外科醫師，我們除了為每張無法救回的「死亡的臉」感慨和哀悼外，更心懷崇敬。因為每張死亡的臉都教會我們一些重要的專業和人生課題。

阿月才六十八歲，不算老。她來急診的原因是發燒、右上腹痛，典型的急性膽囊炎症狀。

膽囊切除手術難度不高，棘手的是她身型肥胖，呼吸淺快而費力，手術後恐怕無法脫離呼吸器。長期肥胖導致心臟三條血管阻塞，雖然在心臟科做了兩次心導管手術，還是無法打通。於是，醫生建議阿月的家屬讓她接受心臟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然而，三個兒子始終以母親年事高、行動不便和呼吸不順推辭，不願好好面對她的問題。

腹腔鏡膽囊切除手術進行得很順利，但是阿月必須住加護病房訓練呼吸。

呼吸對一般人來說是稀鬆平常的事，正常人如你我或許不會在意，甚至忽略它的存在。可是對許多重病者，或是像阿月這樣的病人，呼吸變成一種奢侈的渴望。
阿月沒有力氣呼吸。

加護病房一個月期間，我們嘗試訓練她呼吸，好讓她可以盡快拔除對呼吸器的依賴，畢竟氣管內管插久了，容易產生併發症。然而，幾度拔了插、插了又拔，阿月終究因為心臟衰竭，沒力氣呼吸而無法脫離呼吸器，不得已只好建議做氣切手術。

「做完氣切我媽就會好嗎？」大兒子問我。

「不會，但是她會比較舒服，」我回應。

雖然脖子開了個傷口，至少嘴裡不必插著一條延伸至氣管的長管子。試想，如果吞口水不小心嗆到，就會咳個不停，更何況插著一條長管子呢。況且，對護理師來說也比較好照顧，別的不說，光是清痰就會容易許多。

氣切手術結束，阿月恢復得很順利，兩天後也順利脫離了呼吸器，再觀察兩、三天，我們便將阿月轉到普通病房了。

沒想到，轉出後不過幾天的一個晚上，我在夜裡值班的時候，醫院廣播響起了「6xx床，99（急救）」的呼叫。

「是阿月！」我心頭一顫，便火速奔往急救現場。

「聯絡家屬了嗎？」我邊做CPR邊問。

「有！在路上。」協助急救的護理師刻意拉高嗓門，壓過現場的嘈雜。

阿月的看護心急如焚的在一旁反覆喃喃自語；「明明剛剛灌牛奶的時候還好好的。明明……」

我一邊急救，一邊努力釐清阿月的狀況，只是，不管怎麼按壓胸口，阿月就是沒有反應。

之前照顧過阿月的心臟科雷醫師也跑來加入急救的行列，他推測可能是因為心肌梗塞造成的。於是，我們決定將阿月推進加護病房繼續急救，順便等候家屬到來。

三個小孩一到加護病房門口，我便馬上向他們解釋母親的狀況。怎知，三兄弟中我從未見過面的那一位，卻突然一手揪起我的衣領，另一手握拳高舉對著我怒聲咆哮：「你不是說做氣切對我媽比較好？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你要給個交代！」就連趨前來協助說明的心臟科雷醫師也被掃到。

當下，我其實已經做好挨揍的準備了，因為我知道，這是家屬的常情。所以，我沒有隨著他高張的情緒起舞，只是平心和緩的對他說：「我了解你的心情。」

我怎麼不了解呢？我也失去過至親，當然知道那種痛。行醫後，也從不曾希望有任何一個生命從自己手中流逝。但醫生有能力的極限，醫療無法因應無常的變化，生命更有她的歸期。

我只能盡心盡力。

或許有人以為，一天到晚有人死在手術台上，外科醫師早已對死亡無感。但事實上，我相信絕大多數的醫生，都會謹記自己披掛白袍上任前的神聖誓言：「我願意貢獻自己的醫生為救人濟世而努力；我願盡一切的力量尊重生命，妥善加以維護，並以獨立自由的良知與尊重的態度，執行我的救人聖職……」

但我也必須承認，醫生有能力的極限，當我們和死神較力敗下陣來的時候，也只能坦然放手面對不可逆的現實。我們知道，每個逝去的生命，都承載著家屬無盡的哀傷，不管他們會有什麼樣的不解，甚或誤解；也不管他們會出現任何激動的情緒，甚或肢體動作，我們都還是得「冷靜平和」的向家屬據實以告。但這不是「無感」，更非「冷酷」，而是醫生該有的態度和職責。

相信我，這件事對醫生來說一點也不容易。因為醫生不但得幫助家屬面對親人的死亡，有時候更難的是，要硬生生擊碎病人對人生所編織的美夢，讓他們明白並接受自己即將邁入死亡疆界的事實。

就像阿盈。三十五歲，單身，一個還在期待浪漫戀情與夢幻婚禮的小學老師。

只是，當她踏進診間的時候，左側乳房已經潰爛化膿。

「多久了？」我難以置信，畢竟身為老師，不該放任腫瘤惡化這種程度才來就醫。

「快一年了吧，」她悻悻然回答。原來，她是擔心必須切除乳房，毀了自己編織了一輩子戀愛和婚姻的美夢，才遲遲不敢就醫。

切片和正子斷層檢查的結果是末期，已經轉移到肝臟和骨頭了。

對一個一直憧憬浪漫愛情、美滿婚姻，甚至還寄望擁有自己小孩的女人來說，我怎麼開得了口？怎麼狠得下心將她一生構築的美夢擊碎呢？

「先安排化療，同步幫你申請標靶藥物，再看看效果如何？」我終究還是決定為她保留一絲盼望。

「可是化療後我是不是就沒有辦法懷孕了？」

阿盈的回應讓我險些招架不住。我在心中暗忖：都不知道你能活多久了，你竟然還想著懷孕的事？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治療讓我們相安無事了兩年。她在意的保護卵巢生殖功能的藥物需要自費，而且所費不貲，她因為有保險支付，所以也沒有額外的負擔和壓力。

直到阿盈因為抱怨頭暈和右肢無力前來門診，經過電腦斷層檢查才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腦部了。我建議她接受放射線治療，並輔以另一種標靶藥物，希望能夠抑制不斷擴散的癌細胞。

「那我的卵巢生殖功能還會在嗎？」她還是心心念念這件事。

治療的效果起起落落，然而她始終關切的只有自己的「卵巢生殖功能」，也讓我頻頻在要不要戳破她的幻想美夢間擺盪掙扎。戳破了，勢必令她絕望，甚至失去對抗病魔的動力；但不讓她面對現實，好好預備自己的人生末途，也很殘忍。

兩個月後，阿盈無法走路了，用輪椅推她進來的是媽媽，跟在後面的是爸爸。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她的父母。

「林醫師啊！」一進診間，我還沒開口，阿盈的媽媽就嚎啕哭著懇求。「我只有阿盈一個女兒，她還年輕，你一定要救救她！」

三年來，我一直在盡心盡力這麼做啊。我又何嘗忍心讓年輕的生命從我手中流逝呢？

輪椅上的阿盈一語不發，默默流淚。看著她，我想起了妹妹阿娟，頓時眼眶也跟著濕熱起來。她們年齡相近，都有著不願麻煩家人的好強個性，然而最終的命運，也是一樣。

我常想，如果死亡是不可違抗的過程，臨床醫療是否該以擊敗死神做為唯一選項？

閱讀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的著作《死亡的臉》，讓我感觸頗深。書中提到，「身為醫者，除了治癒疾病、解釋病理外，更該思考『患者的最大利益』，不讓患者陷於虛幻的希望中。

當人們看清死亡的臉，才能了解生命的意義。唯有誠實溝通病情，病人才有機會擁有尊嚴的死去可能。」

身為外科醫師，我們除了為每張無法救回的「死亡的臉」感慨和哀悼外，更心懷崇敬。因為每張死亡的臉都教會我們一些重要的專業和人生課題：如何從中修正並精進治療，使後面的病人獲得最大利益；如何增進醫病溝通，讓病人能夠誠實面對自己，在病痛和臨終時依然保有尊嚴；如何幫助家屬理解病人的處境，共商對病人最好的醫療處置，甚至為病人的臨終做好準備，免得屆時措手不及，將自己對病人的虧欠怪罪到醫生身上……

努蘭醫師說得好，「看清死亡的臉，才能了解生命的意義」。

但願我們都不辜負每一張死亡的臉。

後記／尊嚴善終

我必須坦承，對於阿盈，我其實並沒有做好醫病溝通與面對死亡這個課題。儘管身為外科醫師多年，在醫院早已經歷過不少生死，但是直到現在，我都還在學習，要如何幫助重病和臨終病患，還有他們的家屬面對死亡。

我碰過家屬抬棺抗議，包遊覽車在門口撒冥紙，還有在大廳潑穢物，甚至揚言要開記者會。但更多的是，病患在臨終前還一直表達感謝，甚至有遺族和家屬每逢年過節都會心準備禮物前來探望，甚至後來還結為好友。

英國詩人羅伯.弗洛斯特（Robert Frost）說：「人生是從一個已經遺忘的經驗開始，以一個未知的經驗結束。」因為未知，所以容易不安和恐懼；也因為未知，我們能夠自己決定以什麼樣的態度和方式來面對。

只是，你的決定會帶來紛擾和哀傷，還是尊嚴和溫暖呢？

本文摘自《不值班，我就在檳榔攤：一位外科醫師對人生的回望》，原水出版

責任編輯：曾耀儀
核稿編輯：陳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