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盒盒百憂解，卻換來醫師一句「你沒什麼事，回去上學吧」...一個憂鬱症患者對當年醫師的感謝

在很多人眼中，我事業成功，家庭美滿，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實現了很多人羨慕的「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的目標。

沒人知道的是，我也曾經歷過幾次絕望，甚至絕望到喘不過氣。

第一次絕望源於大學重考，一個人跑到小城市一所條件異常艱苦的學校。夏天沒有風扇，冬天沒有暖氣，近3坪的宿舍住了13個人，屋子常年臭氣熏天。學生每天早上5點起來，晚上10點才下晚自習，像極了《包身工》【註1】裡的畫面。

我媽問：「你還能撐住嗎？」我不願承認自己不如人、辦不到，咬咬牙說：「能。」所幸校園很大，有一處中心花園，有水，有橋。我把它想像成未名湖【註2】，想不開的時候，就蹺課，一遍一遍地走那座橋，走到累，身體也放空了。然後再回去，告訴自己，一定可以走出去。

冬天冷得發抖的時候，我在心裡反反覆覆地默念一句話：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

後來，我真的走出去了。北大沒去成，去了北師大，也很好，我一直都很愛自己的母校。

第2次的絕望仍是第一次的延續。剛上大學不久，我就得了嚴重的憂鬱症。說來很好笑，重考生涯那麼艱苦，我都熬過來了，但是一進大學反而病了。我不能適應大學生活，也不能接受自己從曾經中學時代的風雲人物淪落到毫不起眼的芸芸眾生。那麼多人比我優秀，甚至，她們長得也比我漂亮。

我媽怎麼也不明白，你好端端的，還上了這麼好的大學，有什麼不滿意的呢？我後來自己回想這段人生，其實壓力一直都在，只是在大學聯考這座大山前隱沒了。隨著塵埃落定，人生前18年的壓力與委屈終於浮出了水面，在某一個特點的時刻爆發了。

我吃了一盒又一盒的百憂解，一切還是無解。我想過休學，甚至說服了我父母，最後一關卻卡在了主治醫生那裡。他不同意：「你沒什麼事，回去上學吧。」

我怒了：「那麼多醫生都說我的憂鬱症很嚴重，你憑什麼說我沒病？」

每一個憂鬱症患者，都厭惡別人說自己沒病，好像是對自己的侮辱。我喜歡把自己想成這個世界最悲傷最壓抑最無助最沒用的人，不願輕易走出自己為自己畫的牢。所以如果有人說「你好好的」，這本來是句肯定，卻往往被我當做污蔑。

我當時恨透了他，我衝著他咆哮，甚至大罵，可他無動於衷，甚至有一些冷酷。

他說：「你想休學很容易，我簽個字就可以。但是你想回歸正常的軌道就很難了，你一輩子都會活在病人的陰影裡。可是你，沒有病。你能清醒地走進這間診所，你就能清醒地走出憂鬱，活好你今後的人生。」

我怒氣沖沖地跑回去後，就開始翻來覆去琢磨他的那幾句話，一開始是想要反駁他，可是一個字也反駁不出。

那個時候，我的朋友親人都在同情我，陪伴我，想方設法陪我走出低谷，可是這個前提，是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病人，而我，欣然享受這一切。

我認識了一個同校的病友，她是心理系的，卻治不好自己的心理疾病，我們湊在一起就是互相抱怨，互相訴苦。負能量和負能量湊在一起，產生的化學效應是倍數增長的。

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有個人告訴我：醒醒吧，你根本沒病。你會恨這個人，就像皇帝恨那個說他沒有穿衣服的小孩。可是等你走出這段絕望，你會發現他才是照亮你生命的那束光。

當我對著鏡子重新審視我自己，像做夢一樣回放幾個月來的一幕幕，好像被心魔困住了，我把剩下的藥全部扔到垃圾箱，然後試著去跟心魔對話，告訴他：你走吧，你再也不能困住我，我以後都會好好的。

回到學校後，我沒有一鳴驚人，在我眾多優秀的同學中，仍是有點平凡的那一個，但我已經學會了和這份平凡握手言和，我開始認真對待自己的學業和自己今後的人生。

而我第3次絕望，是來自新聞信仰的轟塌。

在我的職場生涯裡，當記者的那段日子曾讓我苦不堪言，並不是因為工作有多累，而是因為見識了生活裡太多的殘酷面。

我是懷揣著新聞理想進的報社，主動要求做現場直播，跑社會，可是現實並不遂人願，我的激情並沒有太多可以施展的機會。很快，我就習慣了寫3、400字的乏味新聞稿，報社追求三大，大事件，大人物，大單位。

和名人有關的新聞可以閉著眼毫無爭議地上到最重要的位置，比如一位奧運冠軍丟了錢包，很小的一件事，我正煩惱沒有選題，就充當一篇文報了上去，編輯兩眼發光：把採訪做扎實了，明天的頭條留給你。

奧運冠軍人很好，非常配合，有問必答，但也只是丟個錢包而已，還能怎麼扎實呢？差不多同一時間吧，遠在平谷的一個村民，不知道透過哪個線人，輾轉找到了我。他的妻子離家出走了，留下一歲的腦癱女兒。他去做了親子鑑定，女兒不是他的。這是人性和法律的雙重難題，而他，只是個經濟困難的普通農民。他沒有一顆聖母心，也沒有更多的能力。我擔心他今後的生活，更擔心那個無辜的孩子。

這個採訪我倒是做得很扎實，跑到了100公里外的平谷（隸屬北京市、位於北京市的東北部），採訪了整整一個下午。可是編輯不感興趣，誰會關心一個遙遠郊區的農民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