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偕院長:拒幫未成年少女墮胎,是救她還是害她?

把布幕蓋上,不代表現場就已清理完畢。把做錯事的人推出門外,不代表不好的事就不會再發生。從第一線的醫師,到後端的醫院管理階層,我一直在學習及思考,對於「不完美」的事情,怎樣才是比較「完美」的處理方式?

第一個觸動我這條神經的,是一名無助的未婚懷孕少女。她到馬偕醫院來求助,要求墮胎,這個苦命的女孩,不是因為愛玩、不知自我保護才意外有身孕,她是最讓人沉痛的亂倫強暴案的受害者。

「我們醫院不做墮胎手術,請妳去別的地方吧!」那時,我還是住院醫師,算是年輕的菜鳥。我聽見我的老師這樣對這個女孩說,我疑惑、不捨也心痛。

我們把女孩推到我們醫院的門外,我可以想見,她會被迫到專門做人工流產手術的某些診所,相較於大醫院,那裡的設備多半相對不足。那女孩當時已懷孕十八、九週,胎兒已相當大了,在我們醫院,可以用較溫和的催生方式將胎兒娩出;但在診所,很可能是要用剖腹取胎,女孩年輕而嬌小的身體要承受一刀,風險相對大,還要留下一個永遠提醒著她這段不堪經歷的「疤痕」,在她下腹,也在她心口。

更現實的狀況還有,轉到私人診所去,女孩勢必得擔負更高的費用,她的家人會幫她付嗎?她自己又負擔得起嗎?

召集專家討論原則,減少遺憾

在我心裡有一百個聲音在呼喊、質疑:為什麼我們不能幫她墮胎?明明我們可以做得比較好!醫師不幫忙這些孩子「處理」,難道不倫的未成年懷孕這類的事情,就可以杜絕嗎?

不會的,這些憾事不會因此而不再發生的。在我的婦產科生涯裡,這些大著肚子來求助的少女不斷出現,除了少不更事、貪玩而「玩出意外」,更有不少是自己無能為力的結果,遭到亂倫、強暴,還有無行為能力的智能不足女孩。

一個大小孩懷著小小孩,她們連自己的人生都還無法負責,又如何能對一個新生孩子的未來負責?

多年後,我已是資深的婦產科老鳥,也坐上了婦產科主任的位置,我曾召開一個討論會,請到院長、院牧部、婦產科醫師與學校相關人員,希望針對「醫院墮胎原則」做出一個明確的定論。

那場會議最後的結論是:「馬偕醫院對於墮胎的原則是,沒有教條式的原則。」只要在病情、法律的考量之下,合乎情理法的個案,院方並不限制醫師進行墮胎手術,但需要醫師及當事人共同做出最符合倫理及當事人利益的決定。



對我而言,我完全尊重基於信仰或個人道德價值,不進行這類手術的醫師的選擇,但前提必須是「標準一致」,不能因人而異,一般平民百姓就一律拒絕,對於權貴VIP就能夠破例。若沒有一致性的態度,便稱不上是「信仰」。

24小時待命的倫理委員會

後來,我也參與主導了醫院醫療倫理委員會,針對包括重症醫療、生命末期及懷孕中後期中止妊娠的具有多面向、涉及倫理道德的複雜個案,成立諮詢小組,進行社會、法律、醫療、人權等全方位的討論和斟酌。

這個小組機動性極強,針對各種突發的個案,可以隨時待命、迅速開會討論,通常一天之內做出決策提供臨床醫師建議,減少複雜情況下對醫師的困擾,也不影響對臨床個案的服務。

我們曾多次接到宣稱遭到強暴懷孕、本身卻智力不足的女孩,被家屬強行帶來醫院要求墮胎。但墮胎真是符合她們本身最大的利益嗎?她們是否真的無法清明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對於每一位這樣令人心疼、社會邊緣的個案,我們都不敢輕忽,因為我們或許是她們人生悲劇的最後一道守門者。是關起門,還是開啟門,才能讓這樣的悲劇效應不再擴大?

只要接到需要的個案,倫理委員會的小組可以緊急召開,我們曾因醫院前晚接獲提案,隔天清晨七點即召開會議,立即請精神科醫師判定,確定當事人無自主能力;再請求法務、婦產科的專家醫師,研判確是遭遇強暴。最後才做出適不適合人工流產的決議。

我坦承,在我早年接生頻繁的生涯中,也做了許多墮胎手術,在評估這些無奈懷孕,並且當下判斷無法給她們肚子裡孩子一個可以期待的未來,墮胎條件也符合法律規範之下,給這些大孩子們較好的醫療處置。
但是,人倫上,依舊不夠完美。我心裡期望,有一天,台灣也能像先進國家,成立「棄嬰窗口」,讓這些原本不被預期誕生的無辜小生命,仍能在合適的家庭裡,有第二次「投胎」的機會。

在帳單悄悄畫上一個「0」

照片提供:寶瓶文化

在大醫院的體系底下成長,可以給一個醫師更完整的訓練、最起碼的規範,讓醫師的行為不致偏頗。但其制式的行政程序和不夠彈性的規定,也時而形同一種桎梏。

我曾跟隨我之前學長們的道路,離開馬偕醫院,短暫地開業一年。當時,我的老師藍中基醫師曾有些失望地對我說:「你怎麼去開業呢?我一直很看好你呀,以為你可以繼承衣缽啊!」

那時我對我的老師承諾:「藍大夫,往後你絕對不會聽到我離開馬偕之後做的任何處理,是違反醫療原則而有辱馬偕之名。」

不僅手術治療上,我一直謹記著這個承諾,不亂開刀、不濫開藥,甚至還做到了在大醫院底下,小醫師無法做主的「好事」。

我記憶裡,住院醫師第一年時,一名產後感染引發產褥熱的婦人由診所轉來馬偕醫院。婦人病情危急,必須住院做抗生素治療。那是1976年,全民健保還沒開辦,家屬不僅無力負擔醫療費用,也為照護病婦疲於奔命,幾天後自行辦理出院。不久之後,傳來婦人過世的消息。 



「醫師,我們沒有錢再繼續住院,我們要回家!」病人家屬的這句話反覆迴盪在我耳邊,我還記得當時自己難過失落的心情,除了醫學本身即有限制、無法救回每一條生命外,還有許多即使可以救都無法救的無能為力。

但在我自行開業那年,我曾彌補過心裡這個空洞。那是一名卵巢腫瘤的50歲婦人,經濟狀況很差,我知道她們一家人都在擔心手術的醫療費用。在婦人出院結帳時,我在帳單上寫了一個「0」,我不太記得當時婦人的表情,卻永遠忘不了自己當下的心情,甚至晚上作夢都帶著微笑。

對於醫療工作,醫師除了「看病」之外,還有許多可以做的努力,給每一個生命,一分更公平存活下去的力量。

書籍簡介


書名: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
作者: 楊育正/著, 楊惠君/採訪撰文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2014/12/03

楊育正

馬偕紀念醫院院長。

他是產科名醫、婦癌治療權威,也是曾二度掙扎於死亡邊緣的淋巴癌患者。

行醫近40年,他始終懷抱極大的熱情與深切自省。曾有「接生大王」之稱的他,在轉而踏入婦癌領域後,開始更深刻地思索「生命」的本質。他認為:「唯有充分溝通『死』,才是尊重『生』。」

67歲因癌過世的父親──前台北市長楊金欉先生,生前曾悵然地說:「我還有很多事要做啊……」這句話影響他至深。當他得知自己也罹患癌症時,從驚嚇、否認、沮喪,到最終接受事實,他選擇更積極地善用生命,並推動安寧療護,為了在離去時,不留遺憾。

他40歲便已寫下遺書,為從容面對「那一刻」做好準備。罹癌後,他更寫出了真情流露的〈楊育正說再見:罹癌更激發我的熱情,將人生往‧前‧移〉,文中對於生命的理解和豁達令網友們大受感動,紛紛熱烈轉貼。

如今,他不但為了生命而努力,也為了生命離去時的尊嚴,繼續投注無比的熱情。

我少年求知的十字架,經過壯年,已經變成醫療傳道的十字架,然而只在這一刻起,真正變成救贖記號的十字架。
──楊育正

楊惠君/採訪撰文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曾任《民生報》醫藥組資深記者、《蘋果日報》副總編輯,現為獨立文字工作者,關注健康醫療與農業生活,作品包括《有種美味叫志氣》、《週末的那堂課》、《穿越夢境,遇見最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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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w01170007bw01170007
    #1樓
    2015/1/8 上午 12:41

    個人感覺如果是愛玩孩子讓她學會責任...如果是亂倫...就要好好跟他所有的家人以及對像好好商討了...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就看是否能包容那個小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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