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會逼腳有殘疾的人奔跑，就不應該要求憂鬱症患者「看開一點」！

「我覺得生活每天都是從負的開始。」我的朋友K常常這麼說，說憂鬱的日子好難受，每天都在想著怎麼結束自己的生命。和K聊著聊著，也看了幾本精神疾患書寫的書籍，都有一種捨不得的心情。憂鬱之於人，為什麼可以造成一個人如此大的影響，即便在外人眼中的他們，是多麽的光鮮亮麗，是多麽的不應該憂愁？「但就是會難過，沒有理由。」她說。

面對這樣的人，真的好希望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亮麗的外表，伶俐的腦袋，加上一顆善良能夠同理別人痛苦的心，理當能夠為這個世界帶來祝福、為需要的人送上溫暖。「我好想，可是我做不到，我覺得很無力。」正因為比別人更能同理這世界的痛苦，她也感到痛苦。也許就像作家蔡嘉佳[註1]所說的：「很多人以為憂鬱症是厭世，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愛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憂鬱症？

從K開始，我開始研究、閱讀和思考，為什麼人會感到憂鬱？為什麼人用了憂鬱症的藥物一定要有那麼難受的副作用？為什麼快樂不該屬於這樣溫暖的人？

從生物醫學的角度來看，大抵上是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例如血清素）的量太少[註2]，導致人感受不到快樂。

從心理的角度切入，憂鬱症可能是人傾向看到自己壞和差的一面，並在這樣低潮的情緒中，更容易聯想到許多負向的經驗，如此惡性循環。最後變得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思緒、自我價值感低落。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在身處的情境中得不到抒發、或是長期處於某種壓力、壓抑的狀況，而對於無法改變的現況的無力，讓這個情境中的人感到欲振乏力，最後可能在此情境下而有了憂鬱症。

憂鬱症的解藥？

現行醫療用了許多藥物，來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釋放，或是讓它們存在大腦久一點，不要讓快樂的感覺那麼快消失。但是伴隨而來的，身體其他部位也有許多藥物會影響的受器，很容易帶來為數不少和不輕的副作用。簡單來說，抗憂鬱的藥物像是散彈槍，可以攻擊憂鬱症，但是也無意間傷害到自己。「我覺得我的腦袋開始變慢，我逐漸失去引以為傲的思考能力。」「我失眠，我感受不到情緒、我容易忘記東西。」K 說。

而在心理諮商方面，也有認知行為治療，從當事人的家庭、成長背景或是看待事情的方式逐步剖析，找到認知中糾結的某個點，並透過談話和一些練習帶領當事人去思考不同看待事情的方式。

現在憂鬱症的治療方式因人而異，選擇看精神科的會服用藥物治療；選擇諮商的會接受認知行為治療，也有一些用電療的案例存在。不過大抵上憂鬱症還是難以用單一方式完全治癒，雖然透過心理治療和藥物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在成效上每個人都不同。

社會對於憂鬱症的態度？

接下來談社會對於精神疾患的不友善。作家林奕含[註4]回憶道：從政大休學前，她拿著診斷證明，向系主任解釋為什麼沒辦法參加期末考，他回應道，「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自殺，我看妳這樣蠻好、蠻『正常』的，」系主任接著拎起診斷書，說出林奕含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9個字，「妳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大眾其實對於精神疾患普遍不了解，甚至是大學教授可能也有對精神疾患的刻板印象。精神疾患其實看起來跟正常人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易碎的不是外表的模樣，而是內心。

當他們鼓起最大的勇氣，跟其他人坦承自己的精神疾病之後，換來的不是同理，反而是質疑與不了解。這樣負向的循環下，大眾越來越不了解精神疾患的內心和處境，精神疾患的人也越來越不敢跟他人坦誠自己的病情，一旦坦承了，就好像做錯事一般，不但沒有得到安慰，反而還會被人從頭到腳審視一遍，心想著：「怎麼可能？」但他們最需要的，其實是接納和理解，至少不要被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我們所學的，不要用一本書的封面而斷定書的內容，顯然沒有運用在對於精神疾患的了解上面[註5]。所以傷害更深、誤解更深。情緒沒有得到抒發，像是陳酒一般釀在心裡，久了，難過會烈到讓人失去理智、失去過去所有相信的價值。「死」常常是他們最好的開罐器。

對於憂鬱症，我們可以做什麼？

「結果找一個我信任的人還比治療師有效。我從來沒有和治療師坦承我的恨，你是第一個讓我說出來的人。」某天跟K聊完，她這麼跟我說。

以自身和K相處的經驗來說，我們其實很難幫憂鬱症的人做到什麼，但是陪伴絕對會是一種力量。因為陪伴的過程中，他們可以感受到你的善意和溫暖，願意把他們心裡的話跟你分享。這很重要，因為他們不再是一個人面對這世界對於憂鬱症的不友善。

除了陪伴之外，我們也可以看看精神疾患寫的書籍，了解到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還有遇到的困境與掙扎是什麼。或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切入點，雖然沒辦法為他們平反所有不友善的事情，但至少我們能夠透過書籍去同理他們的心情和處境。理解和同理，會是社會對憂鬱症友善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