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要先學會「醫死」，才能「醫生」
（照片提供：黃勝雄）
55歲時我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以為再10年就會因肝癌而回天家；70歲生日時又發現罹患了零期胃癌。這麼些年來，我是醫師、也是病人，我發揮自己每一天的價值，救治病人；也用餘生準備面對死亡。對我而言，醫師唯有準備好自己如何面對死亡，才能謙卑對待病人。
我大學畢業就赴美接受神經外科的臨床訓練，在美國行醫，曾是雷根總統的醫療小組成員，參與過兩次雷根的醫療，第一次是槍擊遇刺事件，幸好那時子彈僅僅打到肚子；第二次則是他農場渡假後出現頭痛等不適，當時一度以為是中風，由我檢查確認是硬腦膜下出血，要在他的腦部鑽洞來引流血水。
這原本不是一個大手術，不過雷根那時已經72歲，而且總統要動刀，不是一件小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雷根的幽默感，因為手術前要先剃髮，結果他自己選擇要兩側頭髮剃光、只剩下中間一小搓的模樣「很像印地安人」，讓大家都笑了。
在美國時，許多罹病的醫師也會找我開刀，有人戲稱我是「Doctor’s Doctor」（醫師的醫師），所以我要真正放鬆就必須「逃離美國」，我每年讓自己休一個月的假，利用這時間到第三世界或醫療比較缺乏的地方去服務做醫療志工。
因為基督教背景，我出國前受過不少宣教士照顧，也想知道哪些地方缺少了什麼？自己能夠協助什麼？去過尼泊爾、墨西哥等地方服務。當我第一次造訪花蓮的門諾醫院時，說實話，仍像是「老外看台灣」，一個月後我又回美國去行醫了。
年過五十後，思鄉的情緒慢慢浮現，加上父親罹癌、我希望多花些時間陪伴他；又聽到門諾醫院前院長薄柔纜醫師感嘆，台灣醫師「到花蓮很遠、到美國很近」，讓我震撼，決心回到故鄉。
美國和台灣環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我覺得就是對「死亡」的看法，美國很早就有安寧的觀念，醫師團體也長期推廣善終教育，呼籲醫師要尊重病患的臨終選擇，重視靈性的照顧；另一方面，他們照顧的病人也有較高的比例意願捐贈器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