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要先學會「醫死」,才能「醫生」

(照片提供:黃勝雄)

55歲時我發現自己是B型肝炎的帶原者,以為再10年就會因肝癌而回天家;70歲生日時又發現罹患了零期胃癌。這麼些年來,我是醫師、也是病人,我發揮自己每一天的價值,救治病人;也用餘生準備面對死亡。對我而言,醫師唯有準備好自己如何面對死亡,才能謙卑對待病人。

我大學畢業就赴美接受神經外科的臨床訓練,在美國行醫,曾是雷根總統的醫療小組成員,參與過兩次雷根的醫療,第一次是槍擊遇刺事件,幸好那時子彈僅僅打到肚子;第二次則是他農場渡假後出現頭痛等不適,當時一度以為是中風,由我檢查確認是硬腦膜下出血,要在他的腦部鑽洞來引流血水。

這原本不是一個大手術,不過雷根那時已經72歲,而且總統要動刀,不是一件小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雷根的幽默感,因為手術前要先剃髮,結果他自己選擇要兩側頭髮剃光、只剩下中間一小搓的模樣「很像印地安人」,讓大家都笑了。

在美國時,許多罹病的醫師也會找我開刀,有人戲稱我是「Doctor’s Doctor」(醫師的醫師),所以我要真正放鬆就必須「逃離美國」,我每年讓自己休一個月的假,利用這時間到第三世界或醫療比較缺乏的地方去服務做醫療志工。

因為基督教背景,我出國前受過不少宣教士照顧,也想知道哪些地方缺少了什麼?自己能夠協助什麼?去過尼泊爾、墨西哥等地方服務。當我第一次造訪花蓮的門諾醫院時,說實話,仍像是「老外看台灣」,一個月後我又回美國去行醫了。

年過五十後,思鄉的情緒慢慢浮現,加上父親罹癌、我希望多花些時間陪伴他;又聽到門諾醫院前院長薄柔纜醫師感嘆,台灣醫師「到花蓮很遠、到美國很近」,讓我震撼,決心回到故鄉。

美國和台灣環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我覺得就是對「死亡」的看法,美國很早就有安寧的觀念,醫師團體也長期推廣善終教育,呼籲醫師要尊重病患的臨終選擇,重視靈性的照顧;另一方面,他們照顧的病人也有較高的比例意願捐贈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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